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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经验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可能

本站2019-05-14178人围观
简介 在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场域中,理论由西方生产、由东方消费的“分工”现象已然存在很长时间。 这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依赖症”,也形成了一个怪圈。 由此导致的是,我们对东方的文论资源、对本土经

在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场域中,理论由西方生产、由东方消费的“分工”现象已然存在很长时间。

这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依赖症”,也形成了一个怪圈。

由此导致的是,我们对东方的文论资源、对本土经验的独特性重视得不够。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这种怪圈也长期存在。 例如,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片面地套用西方理论,将具体的民族文学经验削足适履的情况屡见不鲜。 西方理论肯定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

姑且不论晚近历史学界关于“天下”与“民族国家”的种种讨论,仅仅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域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与新中国的文学建制有着密切关系,更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关。 这本身就与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文学”的定义相抵牾。

换言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本土经验之上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着难以与西方通约的独特构造。 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并不能完美贴合,而是留下很多的缝隙和漏洞。

这也提示我们理论的使用是有限度的,而这种有限性恰恰来自理论本身。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自己的土壤和来源,回应的也总是在地的经验与问题。 无论是民族主义理论,还是其伴生的民族国家文学,都产生于西方的特殊历史经验之中,并借由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优势转化成“普遍性”的理论。

那些看似客观和中立的“理论”本质上是在西方历史的土壤中生产出来的,是西方特殊性的产物。 因此,有必要对其做知识和认识上的还原,将其重新“历史化”,归还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

既然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两者并不完全对应,很容易产生误读、误引和误用,导致“错位的对话”,为什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还是喜欢在研究中频繁使用西方理论呢?究其根本,主要还是文化上的不自信。 使用西方理论,不仅可以凸显权威,往往还可以挟洋自重。 于是在这种学术生态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经验常常被当作西方理论的“论据”,成为阐发和佐证西方理论的材料,西方理论在这个过程也愈发彰显其“正确性和合理性”。 于是,恶性循环的状况出现了。 而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生,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生产缺乏“主体性”的体现,亦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因此,对于西方理论,我们需要抱有辩证的看法。 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的心胸和视野,积极借鉴西方学术界的优秀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这些理论进行鉴别,进行本土化的处理,根据不同的论述对象来选择有效的理论,不能生搬硬套。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依据现实的语境和创作的经验来提炼、创造适合我们的新的理论话语。 如何破除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建构新的健康的少数民族文学知识生产的生态?首先,必须要建立文化自信,才能建立理论自信。

而文化自信的来源,则是丰富而复杂的中国文学经验。 惟有回到中国文学经验本身,回到生动活泼的文学现场,才能提升、抽取和建构出概念和观点,才能搭建起一套符合中国本土经验的具有主体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 换言之,这是一个从中国文学经验的“特殊性”出发实现“普遍性”飞跃的过程。

“多民族文学理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界在新世纪之后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

中国文学的经验来自各个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他们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生活上的融合和情感上的羁绊,实现了彼此的“跨民族连结”。 在中国文学场域中,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并且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对话、沟通和互动。

正是基于对中国本土语境和中国文学经验的认知与判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才提出“多民族文学”的概念。 惟有频繁的跨族际交往,才能产生跨族际的文学,而正是这种特殊的中国文学经验,才触发了“多民族文学”的重要论述和理论生产。

中国的“边地文学”就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学经验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多民族文学理论”的生产可能。 近年来,多部“汉写民”的当代小说的诞生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作品,其中包括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马原的《姑娘寨》、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刘庆的《唇典》、冯良的《西南边》和李娟的系列散文等。

这些作品都有深入少数民族文化内部的书写,也描述了中国文学经验特殊中的“边地空间”。 “边地”是一个特殊的过渡空间,较之于中原地带,边地有着更多的文化上的并置感和混杂感。 基于“边地”的概念,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界限变得暧昧起来,既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框架也难以容纳这些有趣的文学存在,于是“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必要性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来到大都市,远距离跨地移动和多重语言穿行对他们的主体和身份有着巨大的形塑力量。

他们将个体炽热的生命经验写进了作品,给中国文学增添了跨族际经验的表达,而这正是多民族文学的重要表征。 在这些跨族际作家的中国文学经验中,可以看到移动与认同的关联性以及跨语际写作的困境与挑战,上述种种都为我们思索多民族文学理论提供了很多启发。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现场,有着多元并置和众声喧哗的文学景观,而少数民族文学正是这文学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文学经验中“多元性”和“丰富性”的体现。

在这样复杂丰富的中国文学经验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源泉。

而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更迭。

充满了现实感和当代性的“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出现,作为既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重要补充,将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学生产与文学实践。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从中国文学经验中来,也将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经验。

中国文学经验,既是由过往的种种历史经验堆叠而来,又是面对当下现实和朝向未来远景的,处在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与变化之中。

因此,我们既要在总体性的“中华文学”的横向的空间视野中去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又要在与时代同行的纵向的时间视野中去生产少数民族文学理论。

中国文学经验是我们思考少数民族文学的起点。

惟有从中国文学经验的特殊性出发创造普遍性,在自己的文学现场和文学经验中提炼新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中建立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